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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時間:2019-9-7 18:50:11  作者:陳 宇  來源:中華智庫園  查看:82  評論:0
內容摘要: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九)兄弟七人,滿門英杰的革命家庭

1963年5月,喬明增的父親喬學仁病逝,享年70歲。1989年6月,喬明增的母親陳桂英病逝,享年96歲。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前排為喬明增的父母,后排右一喬明路、右二喬明友、右三喬明恒

喬明增有六個弟弟,在他和父親喬學仁的影響及帶動下,都先后在青少年時期參加革命隊伍,并成長為各個方面的骨干力量。

二弟喬明祥。1916年12月4日出生,1937年在肥城岳莊學木匠。1939年在焦莊磨面蒸饅頭供應八路軍。1941年不脫產基干民兵。1945年民兵隊長、參加反奸訴苦、減租減息、土改等。1946年2月肥城第1區武工隊偵察員,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2月在執行偵察任務時同敵遭遇負傷,鋸掉右臂,定為一等殘廢軍人。1948年秋返鄉任喬莊村村長。1955年喬莊村初級社、高級社社長。1956年喬莊村高級社書記。1958年尹莊管區書記,出席省勞模大會。1977年喬莊貧協主任。1980年退下后,先后被評為肥城老有所為先進個人、老有所為先進工作者、黨支部優秀黨員。2013年2月病逝。

三弟喬明路,家譜中記為喬明祿。1919年2月13日出生。1929年本村及肥城第一高級小學學習。1936年本村中藥鋪中醫學徒。1938年5月在本村第一次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戰爭環境失掉聯系)。1938年8月在八路軍第115師后勤部被服廠任管理員。1943年曾多次冒險去日占區濟南,為冀魯豫軍區后勤部收購軍需物資。1945年在機關生產商店、冀魯豫平原貿易公司、冀魯豫華豐商店任業務員。1948年任冀魯豫區貿易公司科員, 同年再次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冀魯豫區貿易公司駐津辦事處代表。1949年8月華北蛋品公司(天津)科長。1951年華北畜產公司業務室(天津)副主任。1953年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廠黨委書記、廠長。1957年中國食品公司天津肉蛋加工供應站黨委書記、經理。1958年天津第二商局企業處處長。1965年天津蔬菜公司政治處主任。1970年天津粉絲廠革委會主任,1973年天津市蔬菜公司副經理。1978年天津市副食調料公司經理、黨委書記。1983年12月離休。1989年病逝。

四弟喬明文。1927年1月出生,1935年上學。1941年2月在115師后勤部被服廠工作。1942年8月在冀魯豫行政公署教育廳給專員張維之擔任警衛員。194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10月冀魯豫湖西軍分區教導隊學習。1947年2月冀魯豫區黨委保衛干部訓練班學習。1947年9月在冀魯豫獨立旅三團先后任保衛干事、連副指導員、參謀處參謀,參加了淮海戰役。1949年3月第17軍第51師第153團保衛干事、保衛股長,參加了渡江戰役和大西南剿匪戰斗。

1951年重慶西南軍區保衛干部訓練班學習。1952年6月貴州獨山縣公安局局長。1955年3月北京公安學院學習。

1956年貴州黔南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長。1960年貴州興仁縣委副書記。1966年12月貴州興義地區公安局副局長。

1970年貴州興義地區交通局局長。1972年貴州興義地區公安局局長。1975年山東平陰鋁廠黨委書記。1981年泰安司法局副局長,顧問。1986年5月離休。

五弟喬明武,又名喬民武。1928年10月24日生,年少時在本村小學讀書。1942年到冀魯豫抗日高小讀書。1943年在冀魯豫軍人被服廠工作,后在冀魯豫師范(抗大分校)學習。1945年7月畢業,分配到部隊(隸屬八路軍第129師,后來的二野),同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以及解放大西南戰斗,曾任旅宣傳隊指導員、團參謀等職。1950年進駐云南,在解放軍第60醫院工作。1956年7月進入解放軍長沙政治學院學習,畢業回原單位工作,先后任協理員、辦公室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職。1965年底,因病離職休養,在山東肥城居住。在部隊曾光榮負傷,落下終身殘疾,多次立功受獎,獲得三級解放勛章。1982年5月病逝。

六弟喬明恒。1930年10月出生,1938年在本村上小學,1942年在冀魯豫邊區抗日軍屬學校上高小,1944年在冀魯豫邊區一中學習。1945年8月15日冀魯豫日報社電訊科譯電員、報務員。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調冀魯豫軍區通訊科機務員。1949年7月調平原省廣播電臺籌建工作。1950年任平原省廣播電臺服務部副主任。1953年2月調中央廣播事業局基本建設部門,先后任秘書、副科長、科長等職。1958年在北京郵電學院干部進修學習。1963年任中央廣播事業局控制室(播控中心)副主任。1969~1970年赴越南執行援越任務,任專家組長。1975年任主任。1983年任無線電管理局節目傳送處處長。1986年離休。2008年病逝。

七弟喬明友。1935年9月出生,1942年在本村小學、肥城孔廟完小、冀魯豫三中上學。1947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冀魯豫日報社學員、報務員、譯電員。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平原日報社報務員、譯電員。1953年2月調中央廣播事業局,先后在傳音科、無線電管理總處、技術部政治處任錄音員、科員、干事、秘書、科長。1980年廣播事業局干部司干部管理處副處長、處長。1985年廣播電視部、廣播電影電視部人事司副司長。1996年離休。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左:喬明文;中:喬明武;右:喬明友

喬明增還有兩個妹妹:大妹喬明蘭,生于1920年11月,二妹喬明英,生于1924年11月,都已病逝。

在山東泰安地區,喬家兄弟的故事早就有傳揚。大哥喬明增是以八路軍烈士身份記入黨史和地方志的,殊不知,這位大哥還是一位老資歷的北伐軍軍官和紅軍干部。

(十)銀光閃亮,喬明增精神充實和豐富了長征精神

本課題的考察,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歷史細節是1936年秋喬明增由廣西回到山東后寫給灌陽文永遂的信。

1936年10月底,喬明增回到山東肥城以后,他總感到對不起房東文永遂一家人和流落在桂北的紅軍戰友,因為他沒有挖那個銀元“救急”,還有很多戰友流落在湘江、灌江兩岸,他們的日子過得都很苦。于是,喬明增在家恢復身體期間,提筆給文永遂寫了封信,首先告知他已經安全返回老家,特別主要解釋不能挖取那些銀元的理由,大概意思是:這些銀元是用于中國革命事業的,我們個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對你們也是不利的。你們拿到銀元后會買地,就會成為新的地主,就會轉變成為革命的對象。所以,不能挖這些銀元。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后,我們再共同把這些銀元交給上級黨組織。

關于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我們在采訪中,山東肥城和廣西灌陽相關人的回憶是大致相同的。遺憾的是這封信現在已經失傳。現存的四封山東、廣西之間的通信,是喬明增的三個弟弟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所郵寄,仍佐證著喬明增的紅軍經歷和事跡,文物價值很高。

喬明增寫這封信,解釋他不能挖取銀元的理由,在信中也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成為后來兩家聯系的紐帶,也為今日的考察留下了重要線索。否則的話,今天的考察就如同大海撈針,甚至無從下手。新中國成立以后,灌陽文永遂家的生活比較困難,危困中有村民又想起那些仍掩埋在深山中的銀元,想起了紅軍收容師師長喬明增。文永遂家對喬明增更是念念不忘,想起在他家里這個“紅軍師長”如果還健在,對文家會有所照顧。用今天玉溪村民的話說:“如果喬明增能活到解放后,文永遂一家人有可能全部轉為城鎮戶口,那些銀元也可能對我們村有所幫助。”這句話非常樸實或俏皮,也說明當地村民仍然深情地懷念著喬明增。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1976年、1977年喬家兄弟與文家的部分通信

1960年春天,桂北地區又逢災荒,文永遂按照喬明增留下的地址,向肥城喬莊寫了一封求助信,收信人是喬明增。文永遂很快收到了復信,然而復信署名人是喬明增的二弟喬明祥。他在回信中告訴文永遂,大哥喬明增已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喬明增的父母得知文永遂的來信內容后,于是有了喬家籌集錢和糧票救濟文家的感人舉動。文永遂收到錢和糧票后,復信表示感謝。

1975年秋,喬明增的外甥尹燕林時在泰安市供銷社棉麻站工作,因公業務到桂林出差,已從貴州調回山東的喬明文吩咐尹燕林順路到灌陽喬明增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看一看,表達對文家的感恩之情,并向文永遂仔細打聽喬明增的往事。尹燕林來到灌陽,在文家住了3天,文永遂向尹燕林詳細講述了喬明增在灌陽的事跡。尹燕林從灌陽回泰安后,向二舅喬明祥、四舅喬明文、五舅喬明武等當面匯報了此行在文家的所見所聞。喬、文兩家又建立了通信聯絡關系。2019年5月11日,我們在泰安市采訪喬明文時,同時也采訪了尹燕林。

尹燕林在灌陽時,把喬明文等弟兄幾人的通訊地址告訴了文永遂。于是,就有了后來文永遂分別向喬明祥、喬明路、喬明文、喬明武、喬明恒、喬明友兄弟6人寫信的事情,喬家兄弟都寫了回信,對當年文家人收留和照顧大哥喬明增的情誼表示感謝,也就有了我們的采訪從喬明祥的復信信封“順藤摸瓜”得知了喬明增的下落。

文阿星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說:“1975年的時候,喬明增的外甥尹燕林來灌陽出差,專門來過我家,他要帶我們三兄弟,我和二弟文亞新、三弟文赤心,其中一個去山東工作。當時我和二弟都結了婚,有家去不了,三弟想去,但我母親想留三弟在身邊,不讓他去。我老表范修元知道這個事后,所以來找我父親幫忙,介紹他去山東。”

1976年冬,文永遂的大兒子文阿星妻子翟壽菊之姨表兄范修元(平田村大背頭屯人,時年28歲),從部隊復員后在廣西沒有安排工作,家中生活也很困難,于是經文永遂介紹,給喬明祥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到泰安安排工作。范修元帶著文永遂的信,坐火車來到肥城。喬明增的父母聽說文永遂家的來信后,立刻讓喬明祥、喬明文等兄弟盡力安排,并安排范修元暫時住在縣城三街喬明武家中,與喬明武的三兒子喬云山同住一個房間。

范修元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說:“到喬家后,喬母80多歲了,見到我后,說了什么,我忘記了,只記得她想起她的兒子,一直哭。”“那時是冬天,天氣很冷。那里家家戶戶都有一個院子,也不是很寬,比較低矮。人人都穿一件黑大衣,那里很干旱,沒有水,吃的是窩窩頭,鹽水煮白菜,也沒有什么油水,生活很艱苦。記得有一餐吃了餃子,還是旁邊的一戶人家拿過來的,算是很高的禮遇了,相當于我們這邊的十大碗了。”(2019年8月15日,王游明在大背頭屯的采訪筆錄)從范修元這段話中的“一直哭”和“生活很艱苦”等詞語,我們更能感受到喬明增母親母愛的偉大,在當時那種艱難的生活中,她仍然在替長子喬明增回報流落廣西灌陽時的房東之恩。喬家全家節衣縮食,寄往灌陽文家的糧票和錢,包含著喬明增母親多少的思念和情誼,文家后人當不能忘記,喬明增的革命精神、愛民精神也閃爍其間。

由于范修元不習慣山東的生活習慣,特別是不習慣吃玉米煎餅的主食,“吃進去咽不下”,他在山東待了約一個月后,就提出返回廣西。后由喬明增的母親出火車路費,送回廣西。

范修元離開肥城時,喬明增的母親還給范修元準備了路上的干糧,并作為禮物送給文家,也就是魯西人的主食煎餅,而且是上等的細糧玉米(包谷)煎餅,當時的山東人吃的主食煎餅多是地瓜(紅薯)面等粗糧制作的煎餅。文阿星回憶說:“范修元給我家帶回了一斤多包谷皮面,拿報紙包著,打開切開后,我們全家都吃了。我吃了一口,咬去整個嘴巴里都是粉粉,嘴巴外也全是粉粉,確實是咽不下。范修元說這個包谷面皮在山東就是好東西了。范修元回來后就在老家種田為生了。”文阿星所說的“包谷皮面”,也就是玉米煎餅。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無論是魯西的玉米煎餅,還是桂北的灌陽炒米,在當地都是著名特產。桂北人不習慣魯西的生活習慣,口感煎餅難以咽下;實際上,灌陽人今日仍然作為名特產的炒米,在山東人口中并不好吃,也僅是勉強咽下而已。

喬明文回憶說:“廣西文家與喬家我們哥幾個都寫過信,我們也都給廣西寄過糧票等。再后來我在鋁廠工作時就給廣西文家所在的鄉政府寫過一封信,具體內容記不清了,大意是如果困難情況屬實,鄉政府應負責對他們問題的處理。從那以后,文家沒有再來信聯系。”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左起:喬明文、尹燕林、文阿星、范修元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非常慶幸留下來的書信往來聯線,又有喬家和文家分別有后代人來往溝通而留下的一些口述史料,喬明增的事跡梗概才能在今天仍能比較準確地對接起來。

喬明增在北伐軍、國民黨軍、紅軍中的簡要從軍經歷,主要來自于喬明增回山東后,他向父母的口述,父母再向其他子女們轉述。在喬明增父母的口述中,主要有這么幾個關鍵詞:喬明增在肥城縣城參加北伐軍后,部隊轉戰黃河兩岸,中原大戰后開到濟寧,后又開到福建汀州,職務是“旅參謀長”;在江西寧都起義后加入紅軍,在漳州作戰中負過傷;湘江戰役后任“收容師師長”,因而離開部隊,流落廣西北部灌陽。

關于喬明增的職務,在采訪中主要聽到有這樣幾種說法。第一,旅參謀長,這個職務是在寧都起義之前的職務。在采訪中,喬家兄弟多次說到這一職務,他們的模糊記憶中主要是喬明增從廣西回山東后對家人所講。第二,收容師師長,湘江戰役留下了很多傷病紅軍,需要有領導人組織和管理。第三,收容營營長。以上各種說法現在仍存疑。我們在采訪中,喬家多人都提到“旅參謀長”這個職務。在灌陽當地村民中,關于喬明增的職務,一直傳聞是個“大官”,廣為流傳的是紅軍“收容師師長”。在埋藏銀元的洪水箐,當時就風傳“埋藏光洋的大官在文市”的說法,指的就是喬明增。

喬明增在國民黨軍中的職務為旅參謀長,主要是喬家人的回憶;紅軍收容師師長,主要是灌陽百姓的傳言。無論怎樣稱呼,事實已經證明喬明增是一位政治立場非常堅定的紅軍干部。從1928年6月他參加北伐軍,至1934年12月他離開紅軍部隊,這6年半時間,按時間推算,論兵齡、資歷、文化程度,他的職務應在正團級以上。在當時的殘酷戰爭環境中,軍中職務多是半年一提,甚至是一戰一提,喬明增的職務在長征初期無疑已經相當高了,應在正團職之上。喬明增在家鄉讀書時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參加紅軍以后,因為文化程度高,接受教育快,很快入黨,成為一名忠誠而英勇善戰的紅軍指揮員,他是“紅軍收容師師長”的傳言極有可能是真實的臨時職務。

中央紅軍在長征中,確實存在“收容隊”的編外機構。

1934年10月9日,長征前夕的大戰略轉移準備時,總政治部在《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指出:“由政治部協同司令部、衛生部與保衛局加強收容隊與攔阻隊的工作,消滅行軍中的落伍與逃跑投敵現象。”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其中有:“各梯隊應派收容隊,收容落伍病員,最后梯隊負責消滅路標,并派攔阻隊,防止逃亡。”10月20日出版的《紅星》報第1期第2版《當前進攻戰斗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加強收容隊、攔阻隊中的政治工作,對于組織逃亡及叛變投敵份子,應當有階級警覺性,給以適當的處置。抓住逃亡中的嚴重事件來教育全體紅色戰士。”由這些文電可見,紅軍部隊中的確有“收容隊”的機構,并有“攔阻隊”的機構,主要由政治部門協同司令部、衛生與保衛部門的派出人員組成,屬于非在編編制。

10月23日,朱德在發出關于紅軍渡過信豐河繼續西進致各軍團電中指示:“除五軍團與第二縱隊外,其余各兵團應停止后運傷病員。”因為紅五軍團和軍委第二縱隊走在最后,此時還在中央蘇區內,所以此電文說明“除五軍團與第二縱隊外”,也即說明自這天起,中央紅軍處于無后方作戰,傷病員開始沿途就地安置,收容隊的工作更加繁重和艱巨。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從10月8日所擬制的《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看,擔子有714副,有的回憶文章說是1000多副擔子,“所帶的行裝太多,笨重機器裝得太多。我們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項機器,通通都拖走了。專門擔任運輸的就有五千人。”(施平《英勇的西征》)所攜帶行裝如此之多,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嚴重影響了行軍。11月10日21時,朱德致電軍委第二縱隊羅邁、鄧發,“五軍團留現駐地一天”,“利用一天時間,依軍委決定迅速將減少的三百擔資材毀棄與分散完畢,以便完全解放教導師運輸任務,并準備十二號繼續西進。”由此資料看,紅軍過湘江前夕,約還有400多副擔子,挑夫約2400人。

在突破湘江前夕的11月23日,中革軍委特別指令“各兵團應派得力人督隊收容落伍”。在渡過湘江后的12月8日,中革軍委又指令:“一、三、五軍團后衛部隊應負責在通敵各來路破壞道路橋梁,并收容落伍病員。”

從電報檔案和回憶文章看,團級以上各部隊都有自己的收容隊,收容隊多由臨時派出的連級部隊輪流擔任。11月29日出版的《紅星》報第6期第2版載文《發揚階級友愛》記載:“斗部第七連每次輪到該連的后衛和收容時,都遇著有病員不能走,該連能把病員抬上來。”

因為“收容隊”在多數情況下屬于臨時組織的編外機構,“收容隊”負責人的職務稱呼,很可能多是仍稱原職。 湘江戰役后,喬明增奉命留在當地收容失散紅軍,負責“收容隊”,這是可以確定的史實。當地流傳的“收容營”“收容師”的組織機構編制名稱及職務名稱,還有待考證。

關于喬明增的生平事跡,喬明增的6個弟弟早就想理清,幾十年來曾多次向有關黨史部門和上級組織寫過反映材料,但都困于沒有佐證史料而無法深入考證,廣西灌陽和山東肥城之間的官方也始終沒有聯通,也就沒有任何結果。

從喬家弟兄們的“申述信”看,喬明增的生平簡歷已經相當完整。2004年10月4日,在北京國家電影電視總局離休的喬明恒給肥城市宣傳、黨史等部門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大哥喬明增,生于1913年12月10日。1928年15歲時外出當兵,部隊開到江西,全部起義,改編為紅軍,在江西、福建一帶打土豪分田地。長征途中,他們的部隊在廣西灌陽文市被國民黨軍隊打散,他得到了當地群眾文永遂的掩護,隱蔽在山上開荒種地。1936年要飯回到山東。‘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參加八路軍,在長清獨立營三連任連指導員,后編入冀魯豫獨立旅仍任指導員。1940年在魯西范縣吳橋戰斗中犧牲,時年27歲。”喬明恒并在信中提出:“建議對我大哥參加紅軍、長征那段歷史給予確認”,“墓碑上的八路軍連指導員,應改為紅軍師長”。“如果確認我大哥喬明增曾參加紅軍和長征,是對我們家人的極大安慰。”

由這些信件也說明,喬明增回山東后肯定很詳細地向父母講過他的從軍經歷,喬明增的兩次從軍經歷又通過父母刻骨銘心的記憶,在喬家弟兄中口口相傳,“紅軍師長”的職務在喬明增父母的記憶中也是早已有之。喬明恒的最后這封“申述信”,要比我在2006年7月湘江岸邊始聞“紅軍師長埋寶藏”的故事還要早兩年。可惜當年未與喬家有聯系,若在10多年前就有聯系,或許還能征集采訪到更多關于喬明增的生平事跡。喬明恒在寫這封信6年后去世。

現在,我們通過近半年的采訪和材料梳理,喬明增的英雄形象已經栩栩如生樹立在我們面前。遺憾的是至今沒有見到喬明增的照片影像。喬明增的身影、長相只能從他的父母及弟兄身上去找相似處了。

從我們在采訪中目睹的喬明增的四弟喬明文、七弟喬明友看,他們的身高都在1.8米左右,典型的山東漢子。他們說,兄弟7人,身高最高的是大哥喬明增,約在1.85米,最矮的是1.73米的六弟喬明恒,其他在1.76米至1.83米之間。從照片上看,父親喬學仁的身高約1.76米,母親陳桂英的身高約1.65米。從喬家兄弟提供的年輕時照片,還有喬明增父母的照片,以及喬家兄弟的回憶,若為喬明增畫像,應該就是喬明文、喬明友等兄弟的這么一個臉龐。

至此,我們的考察成果可以肯定喬明增烈士的故事主線是完全真實的,事跡并且非常感人。一些歷史細節、情景還尤其典型特殊,不同于我們已經熟悉的英雄,他是體現長征精神、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的又一英烈和新類型的英雄。特別是山東肥城、廣西灌陽、“群眾工作模范團”可以作為一個英雄人物來加以大力贊頌和宣揚。

喬明增以自己短暫的青春、不平凡的經歷,鑄造了“忠于職守、廉潔奉公、忠孝兩全、革命到底”的革命精神。

“六擔銀元三擔槍,紅軍師長埋寶藏”“六擔銀元三擔槍,大楓樹下坐師長”等民謠中的寶藏,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那些數量有限的銀元,而是銀光閃亮的精神寶藏。喬明增在灌陽戰斗、生產、生活只有近兩年,但他與當地村民結下的軍民魚水情,在當年就已經跨越桂魯兩省,在今天更是跨越了80多年的時空,豐富了長征精神。

喬明增回到了北方,他盡孝在父母膝下結婚生子,他盡忠革命到底犧牲在抗日戰場。但他在長征路上的足跡卻從湘江岸邊延長,他拓荒的“喬明地”如今不僅已經成為當地文旅活動的一個著名紅色地標,并在桂北大地無形地延展開來。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灌陽新圩阻擊戰紀念館

“忠誠”是軍魂。長征精神在湘江戰役中的主題詞就是“忠誠”,誓死保衛黨中央。湘江戰役體現了長征精神的全部內涵:堅持、犧牲、吃苦、團結、求實。喬明增精神之忠于職守、廉潔奉公、忠孝兩全、革命到底,凝結在堅持、犧牲、吃苦,升華為對黨的“忠誠”,在每一個側面都有著獨特的閃光點。喬明增在湘江戰役中所體現出的長征精神,不僅在血與火的江面上,還在灌陽大地的“喬明地”里,還在洪水箐的深山老林中。

喬明增精神,為長征精神增輝,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添彩。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五)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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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2年9 月。
  4. 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長征·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2年9 月。
  5. 5.《桃鄉百年》,中共肥城市委宣傳部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6月。
  6. 6.《肥城人物》,肥城市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11月。
  7. 7.《中共肥城地方史(1927年-1949年)》第一卷,中共肥城市委黨史征集研究辦公室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11月。
  8. 8.《八路軍山東縱隊史》,八路軍山東縱隊史編審委員會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9. 9.《子弟兵的足跡(泰西卷)——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及泰西區武裝發展壯大歷程》,中共泰安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辦公室等編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12月。
  10. 10.《中國共產黨灌陽歷史(1924-1949)》第一卷(內部發行),灌陽縣史志辦公室著,2010年12月。
  11. 11.《肥城抗戰紀事》,中共肥城市委黨史征集研究辦公室、肥城市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
  12. 12.《紅軍長征年譜長編》,陳宇編著,北京,藍天出版社,2016年6月。
  13. 13.《灌陽文史資料》(內部資料)第14輯,政協灌陽縣委員會編,2016年11月。
  14. 14.《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暨山東軍區戰史》,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暨山東軍區戰史編輯室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7月。
  15. 15.《紅軍在灌陽故事集》(內部發行),文東伯主編,2018年10月。
  16. 16.《紅軍在灌陽》,中共灌陽縣委黨史辦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標簽: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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