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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時間:2019-9-2 19:33:16  作者:中華智庫園  來源:中華智庫園  查看:116  評論:0
內容摘要: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二)寧都起義,在中央蘇區參加紅軍

1930年是喬明增參軍第3個年頭,推斷他此時在馮玉祥部隊第2方面軍第5路軍司令部做參謀工作。這一年,馮玉祥西北軍在反蔣的中原大戰中敗北。馮部退到黃河以北的原反蔣軍第2方面軍第5路總指揮孫連仲,于10月18日在河南新鄉通電投蔣,當月26日被委任為第26路軍路總指揮,隨后該部調山東濟寧一帶就食整編。1931年2月,孫連仲以江西清鄉督辦名義,率部從山東進入江西,在贛南閩西一帶參加對中央紅軍的第二、第三次“圍剿”,喬明增應當就在其中。

在這段時間里,喬明增從汀州(今福建長汀)曾給肥城老家的父母寫過一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報平安,并講了他時任旅參謀長。這也是喬家人一直傳言喬明增在參加紅軍前是第26路軍某旅參謀長的依據之一。喬明增的這封信,讓幾年里擔驚受怕的父母總算心中有所安慰,知道了喬明增離家出走的去處,卻也平生又添了更多的牽掛。

汀州地處武夷山脈南麓,南與廣東省近鄰,西與江西接壤,是閩粵贛三省的古道樞紐和邊陲要沖,被稱作“福建西大門”。我們查證第26路總指揮部及部隊在汀州的確有過短暫的駐防,喬明增大概就是在這個短暫的閑暇時間,給遠方的父母寫了自離家出走參軍后的第一封信。此后因戎馬倥傯,他再也沒有給父母寫過信。因此,這封信也就給喬明增的父母留下了深刻記憶,在后來給兒孫們講述家史時常常提到汀州這個地名。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長汀古城惠吉門

第26路軍以驍勇善戰聞名北方,但在中央紅軍機動靈活的戰術面前,屢吃敗仗。該部第27師第81旅在永豐縣被紅軍圍殲,損失3000余支槍與無線電臺1部,被俘2300余人。兩個多月時間,第26路軍損失慘重。加之孫部官兵多出身于北方,不服南方水土,傳染病流行,死亡日有發生,非戰斗減員嚴重,導致部隊軍心動搖。加上紅軍的政治宣傳瓦解,“九一八事變”后反內戰成為主流情緒,官兵們向總指揮孫連仲提出要求到北方抗日,軍心日漸不穩。孫連仲請假赴南京就醫,第27師師長高樹勛亦私自離隊赴廬山賦閑休養,部隊交由參謀長、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指揮。12月14日,趙博生同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率兩旅、路直屬隊及第27師一部,共有 1個總指揮部、2個師部、6個旅部和11個團的1.7萬人帶2萬多件武器以及大批裝備物資,在紅都瑞金北面的寧都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開赴中央蘇區加入紅軍,中革軍委授予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史稱寧都起義或寧都兵暴、寧都暴動。

當時的紅一方面軍有28000人,1部半電臺。寧都起義部隊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力量,還送來了8部完整的電臺和40多名電臺技術人員,比當時全部紅軍的電臺還多,并還帶來了許多杰出的軍事指揮干部和后勤管理人才。

紅五軍團下編第13、第14、第15軍3個軍。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副總指揮董振堂,政委蕭勁光,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第13軍軍長董振堂(兼),政委何長工;第14軍軍長趙博生,政委黃火青;第15軍軍長黃中岳,政委左權。

紅五軍團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武器裝備,都是一支雄師勁旅,戰斗力很強。紅五軍團很快成為紅軍主力,參加了反“圍剿”作戰。在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紅五軍團多次與敵軍作戰,立下赫赫戰功。

1932年3月“贛州戰役”失利后,中革軍委決定重新混編為紅一、紅三、紅五軍團,紅五軍團被分散拆開分給3個軍團。第15軍編入紅一軍團,第14軍編入紅三軍團,第13軍仍留在紅五軍團。在混編過程中,季振同、黃中岳和一些干部對整編提出異議,遭到錯誤的諷刺打擊甚至被殺,但絕大多數指戰員仍堅決留在了紅軍隊伍中,這其中當然包括在紅五軍團部的喬明增,只是我們現在仍不清楚他的具體職務。

后來,“寧暴將領”趙博生犧牲于反“圍剿”,董振堂犧牲于西路軍之戰。1979年6月,“寧都暴動”參與者姬鵬飛、黃鎮、李達、王幼平、袁血卒、蘇進等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季黃平反”。不久,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黨籍,時間已經在兩人被冤殺45年之后。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寧都起義舊址

新中國成立之初,參加寧都暴動的共有30人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軍銜,有李達上將,王秉璋、孫毅、孫繼先、李雪三、韓振紀5位中將,王謙、王振祥、王蘊瑞、劉放、孫潤華、蘇進、李毅、李化民、谷廣善、汪洪清、張汝光、張步峰、張松平、張明遠、孟慶山、侯世奎、徐國珍、郭卓辛、黃德魁、曹燦章、魯瑞林、靳虎、靳來川、熊伯濤等24位少將。還有轉文職的或沒有授銜的有:黃鎮、袁血卒、王幼平、姬鵬飛、邊章伍、周駿鳴、劉向三、王斌等。列出以上全名單,是寄希望這些將軍的子女后代能提供喬明增的更多信息。

我們在采訪喬明增的弟弟喬明文、喬明友等時,他們都在記憶深處多次談到喬明增曾經對家人說過參加漳州戰役的戰事,并在此役中負傷。漳州戰役,是1932年春中央紅軍東路軍對駐守福建省龍巖、漳州地區國民黨軍進行的進攻戰役。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親率東路軍執行攻取漳州的任務。4月 14日,紅五軍團政委蕭勁光、副總指揮董振堂率紅三軍(欠第8師)、紅十三軍在龍巖城與紅一軍團會合。19日拂曉,紅軍對漳州外圍國民黨軍發起進攻,紅五軍團主力從左翼投入戰斗。4月20日8時,紅軍占領漳州城,史稱漳州戰役。這是紅五軍團成立后的第一次戰役,也是喬明增參加紅軍后的第一次作戰并負傷,所以此役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紅五軍團自1931年12月組建,到1934年10月長征,中間經歷了第四次反“圍剿”和第五次反“圍剿”。這些作戰,喬明增作為紅五軍團的一員,無疑應當都參加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馬上開始戰略大轉移,中間幾乎是沒有喘息的機會。

長征開始后,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走在最后,主要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前進。一路上,紅五軍團以頑強的阻擊和悲壯的犧牲贏得了“鐵流后衛”的贊譽。紅軍隊伍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在湘江血戰中,紅五軍團竭力阻擊數倍于己的追兵,不顧自己時刻面臨與主力失去聯系,甚至全軍覆滅的危險,擊退并遲滯了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軍團因善于殿后贏得了“鐵屁股”的美譽,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重傷被俘后“斷腸就義”壯烈犧牲。

如上所述,山東人喬明增到江西參加中央紅軍的經歷也就理順了。大致時間脈絡是:北伐軍攻下平津后南返路過山東肥城,喬明增參軍到馮玉祥的部隊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5路軍。該部在中原大戰前后經歷了反蔣、投蔣的過程,后到濟寧駐防,改編為第26路軍,不久奉命南下江西參加“圍剿”中央紅軍的作戰,喬明增隨部到了贛南閩西。第26路軍在中共黨員的策動下舉行寧都暴動,改編為紅五軍團,喬明增成為紅軍部隊的參謀人員和指揮員,隨軍團參加了長征。

在肥城喬家、灌陽文家還有一種傳說,喬明增曾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來后在江西瑞金紅軍大學工作。從喬明增的經歷看,這種傳說僅是對喬明增經歷的一種推測,是沒有依據的,喬明增生平中沒有時間段可以嵌入軍事學校的經歷。

(三)湘江戰役,奉命收容失散紅軍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長征時有5個軍團。現在已經編撰出版第1、第3、第9軍團的軍團史專著,還沒有第5、第8軍團軍團史專著,這兩個軍團的長征史研究更為薄弱。

我們現在很難清楚喬明增在長征中的行蹤和事跡,只能從紅五軍團的行動中概略知道喬明增的行動。

據長征開始前夕的1934年10月8日統計數字,紅五軍團有10868人,擬補充1300人,計有12168人。中央紅軍全部員額時有77159人,擬補充9700人,共計有86859人。實際上,這個補充數量并沒有全部到位。時紅五軍團部隊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已經退至江西興國縣北之牛形、象形及至西面之楊山地域。10月13日,在敵軍大力壓迫下放棄興國縣城,轉移到興國以南地域。

10月13日16時,中革軍委發出“十八號我五軍團將由興國向于都移動”的指令。10月15日,紅五軍團轉移到興國縣城以南的增高山、竹壩、山田地域進行運動防御。10月16日,紅五軍團轉移到杰村、社富、溪原地域,“掩護隊”位于興國縣城之南。是日19時,朱德致電紅五軍團董振堂軍團長、李卓然政委:“獨三團明十七號應到達興國以南及東南的地域,接替五軍團抗擊周縱隊的任務。而五軍團則應于明十七日晚轉移到社富地域,如獨三團明日不能到達時,則五軍團的行動應推遲一天,于十八日晚南移到社富地域。”這份電報說明,紅五軍團奉命長征的初始點在江西省興國縣社富地區,北距興國縣城26公里,南距于都縣城31公里。

10月18日,紅五軍團在于都以北地域進行補充。19日轉移到于都地域進行整理,并準備渡河,原定本日晚間渡河,因渡口擁擠,與軍委縱隊推后一天渡河。20日晚,在于都、三門灘間渡河,到達羅家渡、新陂、小溪及大平地域,踏上長征路。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于都長征渡口

10月22日,中革軍委命令,“五軍團并掩護軍委二縱隊,隨主力后向固(古)陂、大橋頭地域前進。”古陂屬江西省信豐縣。10月25日,紅軍突破敵人在信豐河一帶的第一道封鎖線。10月29日,朱德在關于奪取先機突破沙田至城口敵封鎖線的行動部署致各軍團、縱隊電報中指示:“五軍團有掩護野戰軍后方的任務,并分兩個縱隊行進。五軍團全部(缺一個師)為右縱隊,在軍委第一縱隊后跟進;其余一個師為左縱隊,在軍委第二縱隊后跟進。”由此電文中可知,紅五軍團從長征開始,即擔負著全軍殿后和保衛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重大任務。

11月7日,紅五軍團通過汝城至城口間第二道封鎖線的部署是,“五軍團(缺十三師之一團)進到鹿洞、厚溪地域,并向汝城、大坪、城口、仁化方向警戒。”11月8日,“五軍團(欠十三師之一個團及三十四師)走中央的路,一軍團掩護的一個師及三十四師走左邊的路,通過封鎖線。”

11月14日21時,中革軍委在部署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的電文中指令:“軍委一、二縱隊及五軍團為中央縱隊。”“軍委一縱隊進至沙田圩,二縱隊進至安源,五軍團由平和分兩路到達黃茅地域,十三師經兩路司為右翼隊,三十四師及軍團后方部經樟橋市為左翼隊,后方部應在三十四師先頭團后行進。兩翼隊各應以一團為后衛掩護,后衛團統限十五號十五時全部通過封鎖線。五軍團到黃茅后,應向郴州、宜章及來路嚴密警戒。”

以上是紅五軍團自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到突破前三道封鎖線的主要征途,也是喬明增參加長征所經歷的重要歷程。緊接著,中央紅軍也就轉入湘江戰役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血戰。

11月18日16時半,中革軍委電令:“五軍團至半夜止,阻止敵人于土地坪、牛頭糞地域,以后則轉移到粗石江、楚江圩地域,繼則向田心鋪前進。由田心鋪地域五軍團(缺十三師)隨第二縱隊后跟進,而十三師則受軍委直接指揮,隨一縱隊跟進。”11月21日,“五軍團經殖黎鋪、山口、南坪圩,于二十三日晨以前應到達百草坪、楊梅洞地域。”11月23日,“五軍團今夜應移至桂里園、大歐、周塘營地域占領陣地,準備明日突擊由東向我尾追之敵。部份的參加突擊由寧遠方向追來之敵,嚴防敵向翼側包圍。從二十四日黃昏起,應迅速脫離敵人,從福祿巖、下茶園兩處浮橋渡河,并在九井渡、福祿巖、薛家廠地域阻止敵人西進,并破壞浮橋。”

11月25日10時半,中革軍委電令:“第一師、五軍團及九軍團(缺一個團)有掩護我野戰軍西進之任務,為此至少要扼阻周敵及二十三師于瀟水東岸二天。”“五軍團由分江渡到故子江口止,在四個浮橋的地區為主要的方向。”

11月28日1時半,朱德致電董振堂、李卓然:“五軍團無論如何須扼守蔣家嶺、永安關、雷口關地域,直至二十九日夜止,以保證和掩護八、九軍團由水坪趕到蔣家嶺與野戰軍全部西進。為此目的,五軍團須以十五師有力之一團或一團以上兵力前出至楊家橋以東,進行步步抗退的運動防御,逼使敵人展開兵力,以遲滯敵進。”電文中的“水坪”疑有錯字,據同日1時朱德致羅邁、鄧的電報,應為“小坪”,該地在蔣家嶺東南方約20公里處。“十五師”疑誤;據27日18時朱德致林彪、聶榮臻電,第15師在執行阻擊全州敵軍任務,此處應為第5軍團所屬第13師。

11月28日15時,朱德電令要求,“五軍團至二十九日中午止,應扼守蔣家嶺、永安關、雷口關地域,從二十九日中午后則于蔣家嶺及文市、水車之間沿永安、雷口兩條大道進行運動防衛,并扼阻周敵于文市、水車之線以東,后方部則轉移至古嶺頭。”

從中革軍委的來往電報中可看出此時的軍情已經十分緊急。12月1日5時,中革軍委發出指令:“三十四師應力求在楓樹腳、新圩之間趁敵不備突破敵圍,然后以急行軍西進至大塘圩。”同日14時,中革軍委發出指令紅三十四師“總的方向是向西延前進”“卅四師受軍委直接指揮”的電報。同日17時,中革軍委通報并指示:“我八軍團之一部被敵擊散,我六師約一個團及三十四師被切斷,其余部隊則已渡過湘江。”“卅四師歸軍委直接指揮,并于新圩以南突圍西進。”此電文中的“一個團”指紅十八團,據當日14時朱德致第34師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林電稱“六師之十八團于陳家背被切斷”。

12月3日4時,朱德給紅三十四師發出電報,指令:“卅四師如于今三日夜經大塘圩從鳳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間能趕到洛江圩,有可能歸還主力。如時間上已不可能,應依你們自己決心,即改向興安以南前進,但你們須注意桂敵正向西移,興安之南西進之路較少,桂林河不能徒涉。你們必須準備在不能與主力會合時,要有一時期發展游擊戰爭的決心和部署。”這是紅三十四師接到的中革軍委最后一封電報。同日下午,紅三十四師在全州縣文塘村遭到敵軍圍攻,電臺被炸,與中革軍委聯絡完全中斷,正在給中革軍委發報的師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犧牲。紅三十四師的3個團有2個團的團長來自寧都起義,一天犧牲了幾個團長。第101團團長張靜、剛續任團長的嚴鳳才犧牲,第102團團長梅林犧牲。

綜合各種情況看,長征時喬明增在紅五軍團部司令部做參謀工作,是紅五軍團收容隊的主要負責人。因為該軍團是中央紅軍的后衛,紅五軍團收容隊也是全軍的收容隊,走在了全軍的最后。在湘江戰役前后,喬明增與總后衛部隊紅三十四師的部隊走在一起。湘江戰役嚴重失利后,紅軍有大量的傷病員官兵滯留在了湘江以東地區,上級組織指派走在最后的喬明增負責安置失散紅軍,并撥給了“六擔銀元三擔槍”,這些銀元作為安置費用,槍支用來就地組織武裝,也有可能這些銀元和槍是因為無法帶走而留下來應急處置的。在當時,1塊銀元能買8頭牛。

12月5日,紅軍主力已經過湘江幾日,敵人封鎖了沿江的各渡口。紅三十四師等后衛部隊無法過江,只有奉命東返,在灌陽洪水箐與民團發生激戰,損失慘重。12月7日,紅三十四師殘部僅剩200余人離開廣西灌陽,退入湖南境內。喬明增服從組織安排,為了收容湘江戰役中流散的紅軍戰友,冒著生命危險留了下來。他領取了“六擔銀元三擔槍”,也就領認了在湘江東岸擔負收容的任務。紅三十四師在洪水箐遭到敵人的截擊時,喬明增看到情況緊急,把負責管理的“六擔銀元三擔槍”埋在了當地的幾棵大楓樹下,并牢記下了位置圖。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洪水箐村中的大楓樹

銀元擔子由紅軍戰士監管看護,挑夫是從贛南興國地區征集來的土豪劣紳。據灌陽當地人敘述,喬明增在此時干了一件事,就是“殺人滅口”,在埋完銀元以后,把挑光洋的土豪劣紳槍斃了。他的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似乎是手段殘忍,但在當時的殘酷戰爭環境中有可能是真實的情況。為了嚴格保密,確保萬無一失,或者此時還有另外的緊急情況,把作為最后挑夫的幾名“土豪劣紳”滅口在了附近。這種說法,也有可能是喬明增事后為了斷絕其他人挖取銀元的企圖,故意放出的再沒有人知道埋藏地點的一種說辭。

在埋藏好“六擔銀元三擔槍”后,喬明增并沒有隨紅三十四師部殘余部隊東返湖南境內,而是忠于職守,決定繼續完成組織上交給的收容任務。喬明增在附近山區隱蔽下來,換裝扮成乞丐,戴一個大草帽,拄一根木棍,在文市鎮東南的賓家橋、玉溪村、清塘村、月嶺村一帶轉悠,最后選擇了玉溪村塘尾巴,并選定了老實本分的文永遂。塘尾巴,西北距文市鎮5公里,南距水車鎮4公里,西南距灌陽縣城20公里,這里雖然近交通要道,卻也偏僻少人,便于隱蔽埋伏。

這天,時年20歲的文永遂正在田間勞作,喬明增湊了上來,主動與年齡相仿的文永遂搭訕。文永遂問喬明增“貴姓”,喬明增用手中的木棍在沙土上寫了一個大大的繁體“喬”字,字寫得非常工整。這讓文永遂感到站立在面前的是一個“文化人”,面和心善。他們相談甚歡,文永遂于是邀請到喬明增到家中做客。喬明增見過了文永遂的家人,說是紅軍的挑夫,因戰爭流落在此地。文家人對喬明增的好感倍增,顯然也已經猜出了喬明增的紅軍身份,只是在當時并沒有點破。過了半個多月后,外面搜查紅軍的風聲漸漸過去后,喬明增開始聯絡流落在灌陽一帶的紅軍,這才向文家人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據喬桂芝(喬明祥之女,1943年生,退休教師)回憶,她聽其爺爺(喬明增之父喬學仁)說過:“湘江戰役后喬明增和兩個警衛員逃到一戶人家,這戶人家把他們三個人鎖到一個草屋里。三人感覺不對,就拉開門跑了出來。剛跑出來,國民黨兵就追了上來,三人就分頭突圍,喬明增跳了崖頭,鉆進了山溝,后就碰到了文永遂。就給他說,自己是個挑夫,就被文永遂家收留了近三年時間。”喬家老人還時常提起,“當時喬明增帶著兩個警衛員,挑著兩挑子銀元,可能還有手槍,就在當地埋了……”。

喬桂芝轉述爺爺喬學仁的這段話,似乎與灌陽水車流落紅軍蘭金甫的脫險經歷有某些相似。長征開始時,在紅五軍團部通信排擔任參謀長劉伯承的通信員的蘭金甫,陪同中革軍委保衛局特派員劉朋到紅三十四師,劉朋任師保衛科科長,蘭金甫做保衛工作。紅三十四師被打散后,蘭金甫流落在灌陽水車鐮刀灣。

1977年10月20日,蘭金甫口述說:“劉鵬及劉鵬的通訊員和我們三個人走一路……我們三人在樓梅箐一個老鄉家煮飯吃。剛端起碗,聽到外邊一聲哨子響,哨聲響過,突然進來一個人,在我頭上打了一悶棍,我爬起來躲進房里,這個人逼近我,我對他開了一槍,把這個人打倒了,不知道打死了沒有,我們三人從后門跑了。”“到了水車江塘的密峰。晚上劉鵬喊通訊員去買飯吃,通訊員從村子出來時,后面跟著幾個人,引起了劉鵬的懷疑。劉鵬朋和我不敢進村子,并且迅速地悄悄地離開了密峰山,從此和通訊員失去聯系……到了湖南大巖沖(離水車四十九里)找到一個窮人家住下……后來給偽村長蘇家全知道了,蘇家全要我們交槍……在找不到部隊,又因下雪天缺衣服去不了蓮花參加游擊隊的情況下,才決定把槍交了。交槍時,要蘇家全保證不陷害。我們到蘇家去喝了血雞酒,發了誓,我們才把兩支駁殼槍交了。交槍之后劉鵬在蘇家打長工,我給蘇全家兄弟幫工。劉鵬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幫地主做工不像話,就去國民黨軍隊當兵。按照他的想法,打仗時可以乘機跑回紅軍隊伍,劉鵬去當兵后一直無音信。”(廖松云記錄,采訪筆錄原件存灌陽史志辦)

1983年1月25日,時年72歲的蘭金甫在接受采訪時說:“師長(陳樹湘)的馬在洪水箐跌斷了腳,要找人挑東西,在椅子坪住了一夜。那時槍、花邊沒有人挑,在那里埋了十條槍、兩挑子彈、兩挑花邊。為了防止別人挖,在上面還埋了一個死人(是一個抓來的探子剛殺的)。我去找了幾回未找到。我未去埋,是聽經理員講的。”(陳禮龍、劉繼元記錄,采訪筆錄原件存灌陽史志辦)

以上口述,灌陽縣委黨史辦后整理成文,其中寫道:“后經大塘、苗源到洪水箐,在那里住了一夜,我們住在師部隔壁。晚上,領導派人在附近埋了幾擔槍和兩擔光洋,因為怕別人挖去,就在槍和光洋的上面埋了一個剛殺死的特務。埋槍我沒有去,但在隔壁聽得清清楚楚,他們去了一個多小時就回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去找了好幾次都沒有找到。”“幾經周折,我和劉鵬到達湖南道縣,由于找不到部隊,只好暫時在地主家打工。后來,劉鵬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是革地主的命的,幫他們打工不像話,就去國民黨部隊當兵,在他看來,國民黨軍隊總要跟紅軍打仗,到時可以乘機跑到紅軍那里去。劉鵬現在不知在什么地方,也許早已改姓名換姓或犧牲了。”

蘭金甫的以上口述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紅軍在洪水箐確實埋藏有銀元(俗稱花邊、光洋)和槍彈;二是他并沒有親自參與此事,也是聽別人說的;三是他后來曾幾次專程到洪水箐去找過銀元和槍彈,但未找到。

蘭金甫還回憶說特派員“劉鵬是個老黨員,他在國民黨當兵過來的,打仗很猛,讀了蠻多的書,字寫得很好,槍法也好”。由此似乎可以看到喬明增的影子。劉鵬與喬明增是不是同一個人?若分別是兩個人,又是怎樣在同一時段到紅三十四師的?都還需要進一步考證。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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