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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時間:2019-9-1 10:58:11  作者:陳 宇  來源:中華智庫園  查看:87  評論:0
內容摘要: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本文自2019年3月正式開題,經五個多月的考察和考證,先后在不同人群中進行了多輪發布,廣泛征求了喬家、文家和山東肥城、廣西灌陽史志專家,以及紅軍后代、長征史專家等相關人員的意見,反復修改,最后形成定稿。在此向對形成本文有所貢獻的所有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希冀本文發表后,廣大讀者再提供更多的相關情況,得到有關喬明增的更多信息,以豐滿和宣揚這位英雄人物。為使廣大讀者對本考察報告有詳細了解,專題發布的這一考察報告完整版本4.3萬余字,簡本和詞條另文發布。(陳 宇,2019年8月31日于北京)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史上的一次重大戰役。此役,中央紅軍以損失3萬多人的巨大代價突圍過江,約犧牲1萬多人,失散2萬多人,其中,時有1萬多人因傷病留落湘江兩岸,多數在后期返回家鄉,流向各地,少部分在桂北地區安家落戶。如此眾多的失散紅軍,當時是否有收容組織?紅軍總部是否有指示?在長征史研究中是一個若隱若現的重要課題。

幾十年來,長征史研究工作者從失散紅軍和當地群眾的口述資料中,即聞知“收攏隊”“收容隊”“收容連”“收容營”或“收容師”等詞語,但在文獻資料中卻沒有見到有這樣的編制組織機構。湘江戰役研究,因各種原因在長征史研究中是一個薄弱環節。如此役中的損失數字至今都是一個模糊概念,甚至在今天仍然難以確定紅二團團長的姓名。“收攏隊”“收容隊”“收容連”“收容營”或“收容師”若存在,這些組織的領導人是上級指定,還是自發產生的呢?

湘江戰役后有大量紅軍流散桂北地區,在當時就有“收容師”負責人在灌陽縣文市的說法,更因為這個負責人把領取用于收容的經費(銀元)埋藏于此地,“六擔光洋三擔槍,紅軍師長埋寶藏”的秘聞傳成了當地民謠。今天值得慶幸的是這段傳聞雖被歷史煙云所籠罩,但借此民謠,卻使這段傳聞并沒有被時光完全湮沒。

長征路上,當年有不少紅軍因受傷病跟不上隊伍,流落、安置在當地。從相當多數流散紅軍的回憶中可知,組織上給予的“安置費”是3~5塊銀元。我在多次重走長征路的采訪中,得知長征沿途流散紅軍所領到的“安置費”大多數是3塊銀元。在湘江岸邊的桂北地區,朦朧中也聽人提到過當地百姓挖掘紅軍留下的幾擔光洋的傳聞,當時僅是作為“尋寶”獵奇故事而已,根本沒有當作是真有其事。

2006年夏天,我參與組織“開國元勛子女重走長征路”活動時,其中一項內容是以捐款方式慰問流落在長征途中的老紅軍或子女,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為此,當這些老紅軍或子女拿到這個來自“中央”的慰問金時,他們中的多數人含淚說到了當年組織上給予幾塊銀元被安置在長征途中的經歷。還是在湘江岸邊,我是第一次較詳細聞知紅軍“收容部隊”有“六擔光洋三擔槍”的故事,當時因為沒有文字資料,仍僅是當作傳聞而已,更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后來在檔案資料中多處看到紅軍長征中有“收容隊”的臨時編制,開始引起了對湘江戰役后“收容部隊”的聯想,但也因缺乏更細致的史料支撐,無法對其深入研究。

2019年3月,國家級全面梳理湘江戰役工作組赴桂北地區進行全面考察。在灌陽新圩阻擊戰紀念館展板前,縣黨史辦原主任文東柏講到流散紅軍時,提到了紅軍“收容師”師長“喬明珍”和幾擔銀元的故事,這是紀念館展板上完全沒有的內容,并說縣黨史辦工作人員在2016年對“喬明珍”的房東有采訪筆錄,明確記錄“喬明珍”是山東省泰安市肥城人,他在流落灌陽兩年后返回故鄉。這是一個巧合,因我的祖籍即是泰安,并對肥城喬家有所了解,首先從“明”字輩分直覺到這是一個“靠譜”的信息。當即讓文東柏主任把那個采訪筆錄復印一份給我。

這份采訪筆錄全文如下:

紅軍當年長征在排埠江打仗,喬明珍的部隊到賓家橋。喬明珍被任命為收營師師長,在新圩洪水菁將兩擔光洋窖下,將兩名窖光洋的斃了,后到塘尾巴。文永遂到田間做事,將紅軍留家中做客。動員文永遂、文國權兩兄弟當紅軍,家里有瞎眼的老母,沒法走開,未當成。喬明珍留在塘尾巴做事、開荒,做了兩三年,常給文永遂講革命的道理。

當時發生干旱,蕎麥糊糊都吃不上了。喬明珍想弄出窖下的銀元救荒,后來見跟去的人多,未挖出,推說記不清位置。當地農民認為喬明珍不夠意思,開始冷落他。后來喬明珍便回山東去了。走時,文永遂之妻范發嫂打發了兩斤炒米。

喬明珍回到山東后,寫了回信,解釋了光洋不能挖的道理,說共產黨將來會解放全中國,光洋要用于革命事業,私人占用了,就把你們給害了。

1960年,文永遂寫信到山東尋找喬明珍,找到了喬的家屬,喬已在家鄉剿匪戰斗中犧牲,其母還寄來了糧票。

1975年冬,尹任寧(喬之外甥)到塘尾巴找到文永遂。文將其舅喬明珍在塘尾巴的經過講給他聽,走時文永遂送了三個“三七”給喬明珍的母親補養身體。

1985年之前,文永遂大兒媳翟壽菊之表兄范修元(平田村大背頭屯)到山東肥城喬明珍的老家,找到喬明珍的家人,留他在山東工作,由于生活不習慣就回來了。

喬明珍懂俄文、日文。

喬明珍在洪水菁負傷后,上級指定他為收容隊師長,在玉溪留下來,在塘尾巴村東北面開荒種地,陸陸續續把荒坡開挖出來,變成了兩畝多的山地,他在地里種紅薯和玉米,種了兩三年。后來,塘尾巴人將這塊地叫做喬明地,因為喬明珍姓喬,喬明地與“蕎麥地”也有些諧音,聽起來很自然。塘尾巴有文、趙兩姓人家30多戶,塘尾巴文家屬文市鎮管轄,20多戶,塘尾巴趙家屬水車鄉管轄,有10多戶。

以上采訪由王曉亞記錄,采訪人還有陸仕臣、唐源志,采訪時間是2016年4月27日,被采訪人是文永遂的兒子文阿星(時年66歲),參加座談的還有文春玲、文漢賢、文玉芳等,采訪地點在灌陽縣文市鎮玉溪村塘尾巴。

“塘尾巴”又寫作塘尾壩,在有的地圖上標記為“塘尾巴屯”,本考察報告統一寫為“塘尾巴”。“塘尾巴”在行政區劃上原屬清塘村,1993年后屬玉溪村。

我在仔細閱讀了灌陽縣史料收集組的這份采訪筆錄后,在互聯網上又查到2017年《今日灌陽》欄目的一篇相關報道:

10月16日,縣委宣傳部全體黨員干部集中在會議室開展“喜迎十九大•做合格黨員”主題黨日活動……主任科員、黨支部書記陸仕臣講述了一個《喬明地》的紅色故事。故事講述了紅軍長征過灌陽時候,文市鎮玉溪村塘尾巴文家村民文永燧一家人冒著生命危險救了一位名叫喬明珍的紅三十四師失散紅軍。喬明珍在養傷期間,給村民講述革命道理,動員文永燧(遂)兄弟參加紅軍。為了減輕文永燧(遂)一家生活負擔,喬明珍還開荒種地,自食其力。后來,喬明珍回到山東老家繼續參加革命,并繼續保持和文永燧(遂)一家人的聯系。這一軍民魚水深情的故事讓大家深刻受到了紅色教育。

在中央紅軍眾多指戰員中,鮮見有山東籍人,這個山東“喬明珍”是怎樣到江西參加紅軍的呢?這顯然是個很大的疑問。

根據以上線索,2019年3月下旬我與相關紅軍后代及長征史專家學者聯系,并通過電話向山東泰安、肥城有關方面詢問情況,但都未得到進一步的線索。3月31日,在多方努力仍無“喬明珍”的線索后,我將灌陽縣史料收集組的采訪筆錄整理后,寫了個“尋人啟事”,首發在由我主持的“長征文化研究中心”微信群、“中華智庫園”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上,“中華魂”等微信公眾號和媒體很快作了轉載。我在灌陽縣史料收集組的采訪筆錄前,附按語加以說明:

本月中旬,由中央、廣西區委、桂林市委、桂北各縣共四級有關部門,組成了國家級黨史、軍史專家考察組20余人,對湘江戰役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實地考察和史料梳理。在為期一周的時間里,加上各縣、鎮鄉、村組各地專家學者和知情人,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員有100多人,對一些疑難問題和模糊不清的史實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澄清,收獲甚大。以下口述資料,即是在這次考察活動中所搜集的資料之一。當時,我感到此史料線索很重要,特別向灌陽縣黨史辦老主任文東柏同志索要了這份口述于2016年的資料復印件。回京后,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特別整理公布于本群中,希望大家對此提供相關資料和表述自己的看法。這份資料為采訪筆記記錄,其中有個別錯別字及地名不清之處,但能看清其主要脈絡和含義。為如實反映本意,照錄于此。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史上的重大研究課題,本資料中的“收容隊”“收營師”“收營師師長”“窖藏銀元”都是重要信息。敬請知情者提供更多關于“喬明珍”的信息。

感謝當今社會科技時代的信息快捷暢通。以上信息的公布,很快收到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反饋,但在近時仍未得到“喬明珍”的準確下落。

4月4日,我專程到肥城市,與市委統戰部、陸房紅色教育基地、黨史辦等單位負責人共同考察研究,從現有烈士名錄、肥城名人資料庫中都沒有找到“喬明珍”其人。初步分析判斷,可能在人名、地名上存在誤差,必須先找到“喬明珍”居住地的準確地名,才能了解“喬明珍”的別名、下落和家人。因為當時還不知道“喬明珍”究竟是哪個村莊的,整個肥城太大了,上哪兒去找這個人呀?

綜合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判斷,“喬明珍”如果成為革命烈士,或者是參加革命比較早的一位紅軍干部,在地方志的各種歷史檔案中應有記錄,應有蛛絲馬跡可尋。從“喬明珍”的資歷和身份看,他不會是個“安分”的人,不可能回鄉后就銷聲匿跡。廣西傳言“喬明珍”在“剿匪”斗爭中已經犧牲,但在山東省、泰安市、肥城市的革命烈士名錄上,都沒有找到“喬明珍”的名字,在泰安市、肥城市的革命烈士陵園中也沒有找到“喬明珍”的墓。如果有這位紅軍干部,怎么就好像從人間蒸發了呢?難道一點歷史痕跡也沒有留下。為此,我們還曾分析預測了另外一種查證結果,肥城若確實有“喬明珍”其人,他回鄉后或許意志消沉、默默無聞早逝,或許在戰爭中成為了反面人物。

在肥城實地考察的第一個回合,就這樣感到似乎是斷頭了,又找不到線索了。我回北京后,再次電話聯系灌陽文東柏主任,讓他到玉溪村找文阿星,看能否提供更詳細的資料,文主任很快通過手機微信傳來了40~50多年前喬氏兄弟與文永遂的幾封通信照片。重要的是從一個信封的落款上得知“喬明珍”的家居所在地,這是“喬明珍”的二弟喬明祥寄給“廣西灌陽文市公社清塘大隊十六生產隊塘尾巴文永遂”的,落款是:“魯肥城縣城關公社喬莊大隊明祥緘”。

4月8日,我用手機微信轉發給肥城王宜峰:

以上是今日廣西發來的5張信件照片。一是可知喬明珍是肥城城關喬莊人;二是推斷喬明路(天津市湖北路65號)、喬明祥(肥城城關喬莊)、喬明友(北京國家廣播事業局)是喬明珍之弟,這3人分別在北京、天津、肥城生活工作,應是在代母與兄復信;三是從信中可推知喬明珍的母親1890年生;四是由此推斷喬明珍約在1908~1921年出生。喬家兄弟現知已有4人,是個大家庭,從喬莊喬明祥的線索入手查詢,應該是比較好找了。然后再及其他線索,會讓喬明珍這個人物豐滿起來。

4月15日,互聯網上也有了進一步的呼應,有網友信件給我:

您提到的紅軍喬明珍,是我的大伯。他是山東省肥城市喬莊村人,他的名字應該是喬明增,可能是口音的問題,廣西的鄉親把他叫成了喬明珍。我大伯兄弟七人,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先后都參加了八路軍和解放軍,并加入中國共產黨。我有個表哥叫尹燕林,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確去過廣西了解大伯的那段歷史。

綜合以上信息,我立即用手機微信給肥城王宜峰:

以上是我剛收到的匿名信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再作深入調研。此網友自稱是喬明增的侄兒,應很熟悉家族情況。我再細查,5月8日我到肥城,9日下午可作現地采訪。

4月15日的網友信件,后得知發信件的是喬明增的四弟喬明文的兒子喬宏偉。

尋找紅軍“喬明珍”(喬明增)的考察工作到此,其人總算有了下落。既然知道“喬明珍”的真實名字是喬明增,肥城喬莊村人,這樣清晰的信息,就好進一步考察了,我們決定立即展開進一步的深入采訪。

4月17日,王宜峰帶肥城老城黨史辦、電視臺一行人在泰安采訪了喬明增的四弟喬明文(時年93歲)等。

5月8日,我與廣西電視臺蔣延、伍祿香、陳建平等一行在泰安市采訪喬明文、喬宏偉(時年54歲,喬明文之子)、尹燕林(時年66歲,喬明增的外甥)等。

5月9日,與蔣延、伍祿香、陳建平等等一行到肥城市原喬莊村頭的革命烈士陵園瞻仰、拍攝喬明增的墓地。

5月16日,與蔣延、伍祿香、文東柏、王志紅等一行,到灌陽文市玉溪村塘尾巴考察“喬明地”和喬明增原住居所,采訪文阿星(文永遂之子,時年69歲)等。

5月17日,與文東柏、文丟云、王志紅等一行,到灌陽洪水箐(喬明增埋藏銀元地)采訪。

5月29日、30日、31日,與袁高明、文東柏、文丟云、呂輝等到紅軍長征過灌陽主要征戰地采訪。

6月1日, 與袁高明、文東柏、文丟云、呂輝等在灌陽文市玉溪村塘尾巴考察“喬明地”和喬明增原住居所,再次采訪文阿星等人。

6月12日,與蔣延等一行在北京采訪喬明增的七弟喬明友(時年84歲)、喬洪文(喬明友之子,時年58歲)等。

期間,我們對山東泰安、肥城、廣西灌陽、北京等地有關喬明增的史料進行了多方位的搜集、甄別和整理,梳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對喬明增的生平和人物輪廓有了一個初步的概況了解。再經過多方的傾力協作、取證和考證,始形成本考察報告。

(一)中學畢業,在家鄉參加路過的北伐軍

喬明增,1913年12月10日(民國二年農歷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山東省肥城縣城關鎮喬莊一個農民家庭,全國解放后劃定家庭成分是貧農。父親喬學仁,生于1893年8月2日(光緒十九年農歷六月二十一日);母親陳桂英,生于1893年8月15日(光緒十九年農歷七月初四),肥城縣項莊(項家峪)人,18歲時嫁入喬家。喬明增兄弟姊妹共9人,喬明增是大哥,下有6個弟弟,2個妹妹。父親喬學仁用毛筆在一塊紅布上親手書寫了《全家八字》,詳細記錄了這個大家庭11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這是了解喬明增家庭成員的重要“家譜”,至今完好保存在喬明文家中。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喬明增的父親喬學仁書寫的“家譜”《全家八字》

喬明增的父親喬學仁讀過私塾,在當地是一個有文化、有“聲望”的名人。抗戰初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家鄉一帶從事革命活動。1946年,中共肥城縣委、人民政府授予喬家“革命家庭”光榮稱號,這4個大字書寫在一塊布上做成牌匾,曾長期懸掛著喬學仁家的堂屋正中,現仍保存在喬明祥家中。

喬學仁的進步思想深刻影響著這個大家庭。喬家七兄弟都在青少年時參軍入黨,全家都成為革命者。喬明增的父母都非常重視學習文化知識,并對子女的成長有著較為周到的計劃,如安排老大喬明增讀書學習,走教書先生或仕途之路;安排老二喬明祥學木工手藝,這是農村居家必需的工匠,也因此唯留他一人在喬莊終老,其余兄弟都“遠走高飛”;安排老三喬明祿(路)學醫,醫生在農村是深受人尊敬的職業,一大家子人有個頭痛腦熱也就方便了就醫。肥城在行政區劃上屬泰安市管轄,中共泰安市委編輯的多部黨史書籍中都有對喬學仁這個家庭的記載,稱為“一門八英”。當地史書記載:“一區貧苦農民喬學仁,先后把自己的七個兒子和一個兒媳婦親自送往部隊。”講的就是喬家父子的故事,“一個兒媳婦”是四兒媳婦王芝蘭(肥城付村人,喬明文之妻)。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前排右起三、四為喬明增的父母,右一為二弟喬明祥

喬明增的祖居地肥城,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西周時肥族人散居于此,古稱肥子國,肥城因此得名。西漢初設置肥城縣,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在地理上位于五岳之首泰山西麓和今津浦鐵路西側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是兵家征戰之地。這一地區,在近代較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1927年7月,建立了肥城縣現境內第一個中共支部——中共東向支部,相繼在這里組建中共泰安縣委。1928年上半年,中共黨員尹鵬武和農民徐茂貴等人發動了肥城石橫農民組織起縣境內第一個農民協會,第1、第4、第5、第8、第9區農民協會相繼組成。下半年,肥城縣農民協會在石橫呂祖廟宣布成立。

歷史風云匯聚的1928年,對喬明增的人生來說更是一個重要節點。

這一年,山東大地兵荒馬亂,發生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喬明增也被歷史大潮裹挾其中。

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蔣介石把北伐各軍編為4個集團軍,自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2、第3、第4集團軍總司令,4路會攻京津。全軍總司令蔣介石,參謀總長何應欽。4月下旬,蔣介石部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4個軍團和馮玉祥部第2集團軍第1方面軍由魯南沿津浦線追擊張宗昌、孫傳芳軍,跟蹤追擊進入泰安境內。5月1日,蔣介石來泰安火車站督戰。5月2日,張軍徐海春旅投降,蔣軍第1師入城。

泰安戰役歷時22天,泰安人習稱為“第二次南北軍打仗”。此役包括泰山東南麓掃蕩戰、界首爭奪戰、泰安城包圍戰等戰斗,泰安成為北伐戰爭中的主要戰場之一,喬明增的家鄉肥城即在戰場腹地。4月27日,賀耀祖軍團及繆培南第4軍先后進占粥店、臥牛石、天平店、池子崖、薛家峪至肥城邊境各地,與孫傳芳軍激戰于刀山、孤山、孫家莊、魚池、黑山、甲子峪、蔣家莊、穆英臺等地。4月28日,繆培南部猛攻鳳凰臺,與張宗昌展開拉鋸戰。4月29日拂曉,繆部攻占界首,張軍全線崩潰。“4月27日至30日,北伐軍第1集團軍第3軍團賀耀祖部和方振武部的第4軍、第41軍,與軍閥孫傳芳部、張宗昌部在肥城境內的刀山、孤山、黑山等處激戰。此役,擊斃張宗昌部第8軍軍長榮云升并師旅長3人,斃傷近千人,繳獲槍1萬余支。30日,北伐軍占領肥城縣城。”

北伐軍挺進濟南。就在北伐軍攻克濟南時,日本政府決定出兵山東,5月3日公然武裝進攻濟南,對濟南居民和進駐濟南的北伐軍進行大肆屠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蔣介石妥協退讓,命令部隊撤離濟南,繞道北進。5月9日,蔣介石在泰安調整部署,令劉峙率第1、第9、第33軍,編成5個支隊,控制泰安、肥城、萊蕪一帶,鞏固后方。下達第17號令:“第33軍以兩團位于肥城。”

5月19日,北伐軍以第1、第2集團軍擔任津浦線,第3集團軍擔任京綏線、第4集團軍擔任京漢線,兵分三路,進逼京津。6月8日,北伐軍進入北京。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二次北伐”也隨之宣告完成。北伐軍主力開始南返。

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1928年的北伐軍

此時正值麥收之際,更因軍情戰事,當地學校普遍提前半個多月放假。6月初,時年15歲的喬明增高中畢業(中學校名待考)。當時山東中學教育為四年制,初、高中各二年(1929年山東全省中學奉命改為六年制,初、高中各三年)。家中準備讓喬明增就近報考泰安師范學堂,讓他抓緊時間復習功課。

6月底,正是麥收后夏種的農忙時節,全家人都在忙于麥收之后的翻地、條溝、灌水、播種玉米。分配喬明增的農活最為輕松,讓他在看書復習功課的同時“看溝子”,這是魯西地區的農活術語,即把水從田地的一端導入壟溝后,在水將流到終端時,站立在終端的人向始端的人發出閘水改排向下一壟溝的指令。喬明增一邊看書,一邊負責看水頭快到壟溝終端時即發令。其他人有爺爺、父親及幾個大伯、叔叔等近10人,擔負著用鐵桶從河溝中提水上來的重體力活。然而,喬明增看書過于投入了,水漫過了壟溝,“嘩嘩嘩”流進了河溝,很長時間里,喬明增卻渾然不知。站在壟溝那頭的爺爺連喊多聲,卻聽不見喬明增應答,急匆匆提著鐵锨過來了,只見喬明增看書已經入迷,水正在嘩啦啦繼續流向河溝,眾多人辛苦提上來的水就這樣白流走了。正在氣頭上的爺爺舉起鐵锨猛拍在了喬明增的背上,這一下打得不輕,喬明增急忙踉踉蹌蹌躲過又打過來的鐵锨,朝遠處奔去。

此時,正是北伐軍打下京津后南返再次路過肥城。喬明增就這樣進入了北伐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員。時間在1928年6月底,這即是喬明增從軍入伍的起始點。

喬明文回憶說:“我母親說那時候我有個爺爺,我爺爺在田里澆地,他(喬明增)看水溝子,那時候怎么著沒看好,發生矛盾了,我爺爺可能批評他了。跑了以后呢,據說是跑到縣城,城里那時候就有很多軍隊,他們分析可能是北伐軍。到肥城部隊去找,找不著了。”

喬明增的母親在后來也常對兒孫們說:“老大(喬明增)第一次當兵,是在南軍北軍打仗時走的。”

從喬明增后來的從軍經歷看,他參加的是馮玉祥的北伐軍第2集團軍,因為他后來給家人說過分別在濟寧駐防、任旅參謀長時駐防福建汀州、在江西寧都參加紅軍、在福建漳州作戰負傷的經歷。這支部隊應是馮玉祥部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第5路軍,后改編為第26路軍,寧都起義后改編為紅五軍團。

喬明增所在的馮玉祥部隊具有反蔣傳統,大革命時期中共派劉伯堅、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劉志丹、宣俠父、鄧小平、魏野賢等數十人到該部從事政治工作,劉伯堅曾任該軍總政治部部長。寧漢分裂后,少數中共黨員潛伏下來,接受河南省委軍委領導,為后來的起義埋下了伏筆。1926年夏,馮玉祥曾在蘇聯考察長達3個多月,馮玉祥的司令部中曾有多達20多人的蘇聯軍事顧問,為照顧平衡,司令部中還有日本軍事顧問5~6人。這可能就是現今回憶喬明增的生平中,多人認定他“懂俄文、日文”的因由,喬明增在處理軍務中常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必須熟悉俄文和日文。由此可分析推斷,喬明增參加國民革命軍后可能在某級司令部擔任參謀工作。他的高中學歷,在當時的軍隊中是大知識分子,當受重用。這也與多人口述史中提及喬明增在國民革命軍中曾任“旅參謀長”的職務相符合。尋找湘江戰役流散紅軍喬明增的考察報告(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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