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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智圣

胡適:墨家的十大主張

時間:2017-12-19 10:19:59  作者:季 風  來源:胡適講國學  查看:414  評論:0
內容摘要:墨家學說主要包括了十大主張。胡適把墨子看作是一個創建宗教的教主,并將這十大主張稱之為“墨教”的信條。

墨家學說主要包括了十大主張。胡適把墨子看作是一個創建宗教的教主,并將這十大主張稱之為“墨教”的信條,這些信條的具體內容如下:

其一,天志。

《墨子·天志上》中有言:“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每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勝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于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

這段話的大意是:我有上天的意志,如同制車輪的工師有圓規,工匠有了方尺。輪人與工匠以規矩度量天下的方圓,說:“符合規矩的東西才正確,不符合的就不正確。”

如今天下的士君子的著書多得載不完,言論多得無法盡計,上說列國諸侯,下說四方士子,但他們離仁義還差得遠。何以見得?(墨子)答:我是用天下的明法(即上天的意志)來判斷。

那墨子口中的“天志”又是什么呢?據《墨子》記載,“天志有兩個內涵:“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也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希望人們互相殘害;“順天之意何若?日:“兼愛天下之人”,墨家的兼愛信念就是對“天志”的效法

其二,兼愛。

胡適把“天志”當成“墨教”的根本理念。他說:“天的志要人兼愛,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話。其實兼愛是件實際上的要務。”對此絕大部分學者則認為,墨家思想真正的總綱就是“兼愛”。

兼愛思想容易被理解為佛教的“普渡眾生”或儒家的天下大同。但三者其實還是有不少區別的。

墨家的兼愛要求像愛自己一樣愛他人,像愛祖國一愛他國。在墨子看來,如果每個人,每個國都能做到這點,世上就不會有戰爭與苦難了。兼愛說的核心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為墨子不光希望天下“兼相愛”,還要求“交相利”。他認為,只有互惠互利才能長久地保持兼愛。

佛家并不講“交相利”,而是追求以佛法點化眾生。儒家雖以“大同”為理想境界,但其仁愛存在由親到疏的先后次序。故而,孟子批評墨家的“愛無等差”主張。

其三,非攻。

春秋戰國是個戰亂頻發的時代。墨子痛恨戰爭給各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故而堅持高舉和平主義的大旗。胡造指出:"(墨子認為)不兼愛是天下一切罪惡的根本,而天下罪惡最大的,莫如‘攻國’天下人無論怎樣高談仁義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

在《墨子》一書中,墨翟與各色人物展開辯論,反駁一切支持戰爭的言論。他不僅僅是從“兼愛”的角度立論,還結合各種事例論證攻打他國有害于天地鬼神與國家人民,不同于尋常的和平主義者,,墨子反戰并不靠演講與游行,他一面游說諸侯,一面訓練墨家弟子的軍事技能。

由于墨家守城術的威力,天下人可以不相信“兼愛非攻”真能實現,但不能不正視墨家學派的戰斗力。

其四,明鬼。

盡管古代社會普遍迷信鬼神,但上流權貴與底層百姓的信仰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儒家的根基在上層,重視“不下庶人”的禮,敬鬼神而遠之。墨家學說則集中體現了中下層勞動人民篤信鬼神的特點。

胡適指出:“墨子是一個教主,他恐怕人類若沒有一種行為上的裁制力,便要為非作惡。所以他極力要說明鬼神不但是有的,并且還能作威作福,‘能賞賢而罰暴’。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為實際上的應用,也是要‘民德歸厚’。但是他卻不肯學儒家‘無魚而下網’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其五,非命。

聽謂“非命”,即否定“有命”論。墨家篤信天志與鬼神,卻偏偏不承認人生的貧富貴賤榮辱由天命注定。因為墨子對“天”的認識不同于老子、孔子。老子認為,上天對萬物沒有親疏差別;孔子則把“天”看作是萬事萬物的主宰;而墨子眼中的“天”是兼愛精神的最高化身。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提到:“墨子以為天志欲人兼愛,不欲人相害,又以為鬼神能賞善罰暴,所以他說能順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禍。禍福全靠個人自己的行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來的,并不由命定。

若禍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惡事,也可得禍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

其六,節葬。

儒家遠鬼神卻主張厚葬久喪。對于富貴人家而言,儒家倡導的三年喪禮對身心損耗不輕,對于貧窮百姓來說,厚葬久喪可能讓他們陷入破產的困境,

在這個問題上,墨子堅決反對儒家的主張。他認為,厚葬久喪有三害:國家經濟衰退,人民財產浪費,社會秩序混亂。

墨家宣揚“明鬼”說,卻又不提倡儒需家式形式主義,用繁瑣的儀來祭祀鬼神,而是更強調精神層面的信仰。

為此,墨子提出“節葬”說。制定了節葬短喪的墨家喪禮,以便減輕人民的負擔。

其七,節用。

《墨子·節用上》曰:“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圣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圣人治理一個國家,該國的財富就能加倍增長:圣人治理天下,天才的經濟就能加倍增長。財富的翻倍并不是對外擴張領士,而是結合國情民生而削減無用之費,從而使得財富加倍,圣王治國,無論發布政令、興辦事業、役使民力、使用財物,都是基于實用的目的去做。因此,財富沒被浪費,人民生活不勞苦,國家所創造的利益就增加了。

可見,墨家“節用”說針對的是古代統治階級鋪張浪費,不將財富用于實際產生的弊端。

其八,非樂。

胡適說:“墨子所謂‘樂’,是廣義的‘樂’。如《非樂上》所說:‘樂’字包括‘鐘鼓琴瑟竽笙之聲’,‘刻鏤文章之色’,‘芻豢煎炙之味’,‘高臺厚榭邃野之居’。可見墨子對于一切‘美術’,如音樂、雕刻、建筑、烹調等等,都說是‘奢侈品’,都是該廢除的。

這種觀念固是一種狹義功用主義的流弊,但我們須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為極’,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對一切美術。”

這個批評不無道理,但也要看到在古代社會中,這些廣義的樂(胡適說的“美術”),都是上層貴族與豪商大賈才能享受到的東西。普通的勞動人民基本上只負責制作這些奢侈品,而無力享受。恰如為富貴人家織錦繡的巧女只穿得起粗布衣。墨子反對“樂”,主要還是為了減輕勞動人民的負擔。

其九,尚賢。

春秋時代各國依然保持著強大的“世卿世祿”傳統。貴族壟斷一切資源,出身卑微的平民人才難以獲得官爵。胡適指出:“那時的貴族政治還不曾完全消滅,雖然有些奇才杰士,從下等社會中跳上政治舞臺,但是大多數的權勢終在一般貴族世卿手里,就是儒家論政,也脫不了‘貴貴’‘親親’的話頭。墨子主張兼愛,所以反對種種家庭制度和貴族政治。”

墨子的“尚賢”說要求徹底打破世卿世祿制。他主張“上賢下不肖”和“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認為有才德者不分出身居于高位,而無才無德者縱然出身高貴也要打入社會底層。墨子的這一思想是一種進步的用人觀念,對后來的戰國變法產生了極大影響。

其十,尚同。

在胡適看來,墨家學說始于“天志”,終于“尚同”。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他說:“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種政治的組織之上,還有一個統一天下的‘天’。

所以我常說,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的地位,一定也會變成一種教會政體;墨家的‘鉅子’也會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

從本質上講,墨子的“尚同”理論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統一思想,將世人分歧百出的價值觀通通“上同于天”,最終歸入墨家“天志”;二是統一政治制度,用一套層級分明的“政長”制度重建天下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尚同”制度是以“尚賢”為基礎的。盡管在這套具有墨家特色的體制中,下級總是要“上同”于上級,但每一個層級的領導者都是按照能力選出來的。

《墨子·尚同上》中說:“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

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由這段記載可知,政長制度的天子、三公、諸侯國君、正長都不是采取世襲制,而是從天下賢能之人里選拔。這個主張在古代中國謂獨一無二。

胡適總結道:“他(墨子)處處把人生行為上的應用作為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兼愛、非攻、節用、非樂、節葬、非命,都不過是幾種特別的應用……他主張一種‘賢人政治’……他又是一個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張把‘天的意志’作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學家的墨子便變成墨教的教主了。”

總之,墨家就是憑借這十大主張不斷發展成戰國一大顯學的。墨子去世后,墨家分裂為三派,但各派依然從不同角度繼承了這十大主張。盡管這些治國主張與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訴求高度一致但對統治階級存在顛覆性的影響。故而,各國諸侯雖然尊敬墨家,重用墨家士子,但并沒真正接受其大部分治國主張。返回中華智庫園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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